2007年8月1日，国务院颁发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4周年。在此背景下，本刊于2007年9月上半月刊登了《聆听来自最底层的呼唤》，此为续篇。
由一批大学生组成的“北京市流浪乞讨人员调查团”追踪乞讨者的足迹，来到乞丐发源地实地调查。
千里调查乞丐村
调查的最后阶段，是揭开流浪乞讨谜底的关键时期。调查团成员通过在调查活动中结识的两位乞丐朋友的介绍，决定前往北京市流浪乞讨人员的主要源地——河南省民权县。
由于北京市奥运测试赛前的集中救助活动，我们事先约好的两位乞丐朋友都已经进入救助站。征得救助站工作人员的同意后，我们同乞丐朋友一起踏上了去往民权县的火车，指导老师左鹏也与我们一同前往。
到民权县后，我们分别去了两位乞丐朋友的家中。两位乞丐是不同的类型，王某属于典型的困难型乞丐。
王某原先是个体户，靠贩卖蔬菜为生，家境很好，每年有2万余元收入。但是，在2003年的一天，由于当地道路状况极差，他所驾驶的三轮车发生了翻车事故，在事故中，他的右脚被严重砸伤，后被截去。出院不久，截肢部位出现溃烂，只好再进医院，将右腿从膝盖处截掉，此次事故他花了将近2万元。祸不单行，他伤愈不久，他的妻子突发脑溢血，一次性花费将近3万元，之后每天还至少需要6元的药物费用。接连两场灾难，不但花光了家庭多年的积蓄，还背上了2万元债务。当时，王某的大女儿已经出嫁，小儿子刚刚上初中。不到50岁的他不想把债务都推给儿女，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他于2005年3月来到北京乞讨。在中国人民大学东门旁的天桥处，他每天有将近20元的收入。一般情况下，每隔20多天他就回家一次，一方面照看一下生病的妻子，另一方面凑够妻子下个月的药钱，节余的就积攒起来，用于还债。
我们来到他家的时候，他刚读完初二的小儿子已经辍学。这个年仅16岁的男孩学习成绩优秀，有望考上县重点高中，但他对我们说：“收完玉米，就出去打工，不想再让爸爸出去了。”
另一位乞丐张某是一位典型的职业乞丐。据他的邻居说，他每次回家能带回5000元钱，他的儿子有钱，不同意他外出乞讨，有次还打了他一个嘴巴子，但张是个“财迷”，还是改不了要饭的“臭毛病”。
一位当地的司机告诉我们：“这边要饭的都不说是要饭的，人家都说自己是‘要账的’。一次我送一个要饭的回家的时候问起这事，人家就说你们都欠我的，我问‘我怎么欠你了’，人家就说‘我现在伸手问你要一块钱，你能不给我’？想想人家说的也对。”
经过多方打听，我们锁定了3个“乞丐村”，分别是L村、C村和Y村。外人说，这几个村庄，十户里有七八户是要饭的。但在我们对这些村庄的调查中，村民们大都守口如瓶，我们只能从他们的只言片语及街头的孩子口中得知，这些村庄外出乞讨的人都不在少数。
通过在这些村子里的走访观察，我们深切感受到了这些乞丐们的价值选择。在这些村子中，没有一户像样的企业，村子里基本上见不到年轻人，大都外出打工了，一些留守妇女在纺一种用玉米皮做的绳子，比较能干的妇女一天能纺两斤多，但每斤只卖2.5元。老人们则多赋闲在家，组成了一支可观的“等死队”。在这样的环境里，与其没活干，不如外出乞讨，“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更何况当地还有着这样的传言，早年出去乞讨的L村某村民，现在回家盖起了二层楼。
至此，我们终于找到了城市流浪乞讨痼疾的根源所在，那就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一天得不到转移、各项福利一天得不到落实、中央政策一天得不到贯彻，城市的流浪乞讨现象就难以消失。
乞丐八问
关于流浪乞讨现象，我们提出了八个问题，揭开了这个群体神秘的面纱。
一.乞丐们都来自哪里
一位京城救助站工作人员对我们说：“我刚从民权县回来，送回去了一大车人，有七十一二个吧，H区有四十来个，×区有三十来个，全是职业的。”从中可以看出，河南民权县，是北京市乞丐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据我们粗略统计，北京市职业乞丐多来自河南民权县、驻马店，安徽淮北一带，山东曹县地区，其中尤以民权县为甚。
北京各个地区，乞丐的分布状况不同。
学院路、五道口、四通桥地区多为职业乞丐。他们多来自河南省民权县，衣着破烂，靠半欺骗性的乞怜方式获取同情，从而获得每天20元左右的收入；北京站活跃着一群儿童乞丐，他们靠抱腿、磕头等诸多纠缠的方式向旅客强行乞讨。他们多来自江苏省邳州市，由父母带领，每逢放假便来北京站“赚取学费”。近来，河南驻马店乞丐也加入其中；前门地区的流浪、乞讨人员多为因上访致贫者。
欺骗型乞丐多采取游击战术，散布于北京各地，其中以海淀区为甚，欺骗方法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假装怀孕、假装治病、假装财物被盗等，骗术高明者日收入上千。
地铁乞丐泛滥于各段地铁之中，北京市政府一纸禁令后消失了一段时间，但很快以新的形式出现。
二.乞丐们都住在哪里
我们调查的乞丐固定居住地多位于京城南三环到南四环之间，如草桥等。主要原因是这些地方离车站比较近。其他地点分布则较为分散，如前八家、五道口、来广营、公主坟等地，除廉价的房租(大多为100～300元)外，乞丐的住处大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那就是大多数乞丐会与自己的老乡住在一起，如在右安门外就有一个江苏大院，来自江苏的乞丐多住在那里。
此外，乞丐的住处受季节影响比较大。夏天来乞讨的乞丐多住在天桥下，冬天冷得受不了的时候才会去租房。
三.乞丐们为什么来北京
除上访型乞丐外，大多数乞丐来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赚钱。至于赚钱的目的，则林林总总，具体不一。职业乞丐赚钱是为了补贴家用甚至发家致富，困难型乞丐则是为了治病或者还债……
乞丐们来北京，多数是由于亲友的介绍。
四.乞丐们每天收入多少
一般来说，职业乞丐和困难型乞丐的收入并不高，每天在20元左右，但是浮动很大。一位长期在中国人民大学附近乞讨的王姓乞丐，最多的时候一天收入130多元，有个人一下子就给了他100元，少的时候只有五六元钱。
欺骗型乞丐收入的高低一般由其骗术的高底所决定，骗术高明者几个小时内就可以赚到上千元。我们曾经亲眼见到一个学生打扮的女孩在学院桥附近某天桥上用粉笔写自己的“不幸遭遇”，刚写了个开头，一位中年男子便递给她一张百元大钞，她马上擦掉刚写下的三个字，下天桥坐车到人大，继续她的“写作”。
街头艺人的收入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传统艺人，每天的收入在20元左右。“远不如十年前”，街头艺人宁大爷告诉我们。
北京站抱腿乞讨的小孩子每天从中午工作到下午七点左右，收入在50元上下，相对比较稳定。
五.乞丐们的钱花到了哪里
除欺骗型乞丐外，其他类型乞丐的日常支出都非常低。对于租房居住的乞丐来说，房租是最大的一项支出，最高的每月需要交纳300元钱。为此，乞丐们一般选择合租，我们曾经去过7个乞丐一起合租的房子。一些乞丐不愿与他人合租，一般选择150元左右月租的房子。很少有乞丐每天的食品支出会超过5元，大多数乞丐一天只吃两餐，如果能够讨到吃的，便省掉了一餐的饭钱，如果讨不到，就到小区的地摊上要一点或者买一点馒头或者面条。
几乎所有的乞丐在生病时都不会去看医生或买药，病情严重时就进救助站“养病”或者回老家治病。乞丐们积攒下来的大部分钱都带回了老家，他们宁愿在老家“一掷千金”也不愿在北京“稍有奢侈”。
六.乞丐们怎么看待自己的“行业”
一般来说，刚入行的乞丐都会有很强的羞耻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他们在物质上得到的抚慰，羞耻感逐渐淡化。
在回家乡的火车上，职业乞丐张某在与邻座聊天时直言不讳地称自己是要饭的，邻座不相信，他甚至还与人家争辩。大多数乞丐都为自己的乞讨找到了“堂而皇之”的理由，他们认为乞讨自古就是“三百六十行”之一，没什么好丢人的。但在调查中，我们却发现他们之间却总是相互指责，有的指责别的乞丐家庭条件比自己好，不应该出来乞讨，有的指责一些乞丐乞讨的方式太丢人等。
七.乞丐们如何看待“救助管理”
一般来说，大多数乞丐是不愿进入救助站的。在他们看来，救助站里生活单一，最重要的是耽误了自己的“生意”。在某区救助站时，乞丐李某告诉我们：“真正要饭的没有进救助站的，除非有什么病啊灾啊或者天气实在太冷没法要钱的时候才进来，主动进救助站的都是那些钱包被偷或者花光钱来熊(骗)车票的人。” 跟我们说完后不久，李某便趁工作人员不注意离开了。
八.北京市到底有没有“丐帮”
经过调查，我们发现“京城无丐帮。”北京市乞丐群体并不像西安一样有着统一的组织，大多数乞丐是在“单兵作战”。但是，存在着同一地域乞丐相互聚集的现象，这样松散的小团体的“功效”之一，就是减少租房的支出。
后记：教授开出的“药方”
在调查开始之前，我们就从网上得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李迎生教授刚刚完成相关方面的研究，便让人民大学的徐磊同学前去“取经”。李教授认为，对流浪乞讨人员应分成三类进行管理和救助：一是以借乞讨之名存在违法犯罪活动的流动乞讨人员，如偷、抢、有组织的违法乞讨等，由公安部门对其管理；二是管理和限制的对象，是对市容环境和市民正常生活造成影响的人，如强讨恶要的乞讨方式，由城管等部门管理；三是真正需要救助的对象，确实生活困难的，由民政部门进行救助。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07年10月上半月刊 文/徐洪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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