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养狗,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在城市孤独中感受独特温情的方式。随着江城养狗数量和狂犬病的激增,养狗与居民生活之间脆弱的“平衡”被打破,狗患演变成了与公共安全的一场“对决”。那么,江城狗患治理困局将如何得到化解?
养犬频频伤人扰民 已成为城市一大公害
一个多星期前,一对夫妇被自家的藏獒咬得浑身鲜血淋漓的惨剧,让许多市民记忆犹新。
18日上午8时许,武汉港花鸟市场的经营户张先生的妻子牵着新买回的藏獒上街遛弯。这只藏獒两天前才从兰州带至武汉,是一只2岁多、50多公斤的成年母犬。张先生了解藏獒本性凶狠,便一直将其关在笼中。这天,有顾客看中此狗,准备20日来提货,张妻打算遛遛狗,调整一下藏獒的状态。不料,张妻牵着藏獒没走几步意外就发生了。这只藏獒突然回头跃起扑向她,对准她的右胸腋下猛咬。张妻挣脱后,藏獒又窜至背后咬了她的右肩一口。随后,藏獒又掉头扑向前来“救驾”的张先生,紧紧咬住其胳膊,直到张先生的儿子拿着棍棒猛打藏獒,才迫使藏獒松口。随后,这只藏獒被当场打死。张妻的肩胛骨被咬断裂,需要手术治疗。张先生的胸口、胳膊上也有多处咬伤。
今年2月,武汉一名20岁的年轻男子赵某,被家中的宠物狗咬伤脸部,虽然注射了狂犬疫苗,但仍于数日后发病身亡。而赵某家的宠物狗,也于他之前发病,从高楼上跳下摔死。
这,不过是江城狗患的一个缩影。
一份来自权威部门的统计数据更能说明狗患之猛。据武汉市疾控中心统计,截至10月23日,武汉市已有1.3万名市民接种了狂犬病疫苗,是该市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武汉市公安局统计,今年1至9月,仅犬只扰民方面的投诉就比去年同期上升了146%;省卫生厅刚刚通报的一份传染病疫情报告,9月份以来,我省因患传染病死亡的共48人,其中,因狂犬病死亡的人数高居首位。
全国的情况也不乐观。据统计,1至9月份,全国共报告狂犬病发病数2254例,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6.69%。目前我国狂犬病导致的死亡人数持续上升,已经连续5个月成为我国报告死亡数最高的传染病病种。其中5月份192例、6月份198例、7月份237例、8月份301例,9月份318例。我国已经成为狂犬病高发的国家。
因狗患引发的疫情,令人惊心。10月25日,本报刊发《武汉将组建300人“打狗队”》的消息后,接到了上百名市民投诉,因养狗引起的噪音扰民、污染卫生环境也成为两大“焦点”问题———汉口百步亭花园社区一家酒店甚至在门口贴出了“逐狗令”:“请勿将宠物带入店内”。店主苦笑,一些进餐者将宠物狗带进餐厅,其他顾客十分反感,不得已才出此下策。而负责汉口香港北路保洁的环卫工则抱怨,自己负责的近1500米长路段,每天要扫出20多堆狗粪。
主人心态决定宠物生死
无可争辩的是:狗是人类最忠实的朋友。
知名社会学专家、武汉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周长城教授说:“城市宠物热的后面,凸现城市人那份特有的孤独感。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城市人口的增多,生活节奏的加快,邻居间很少往来,让部分家庭备感孤独。于是,他们通过选择养宠物方式,为自己驱散孤独感。”
据武汉市公安局统计,1996年,武汉有狗5万只左右。而到今年5月,据不完全统计,武汉市的狗已达15万余只。一项抽样调查显示,武汉城区的流浪犬已有4万余只,且平均以每年4000只递增,其中绝大部分系被养狗市民以各种原因抛弃的宠物犬。1至7月,武汉犬患类报警急剧上升,已达到3215起,比去年同期上升146%。突飞猛增的狗数量和纠纷突然打破了养狗与居民生活之间脆弱的“平衡”———满大街的流浪狗,让没有养狗的市民感到生命受到了威胁。
而与此同时,养狗源头处于失控状态。记者走访了武昌东亭小区、机安新村、武重宿舍三个社区,20位养狗人中仅有3人办理了狗证,绝大多数犬都没有注射疫苗。一些市民表示:自家的狗很温驯,因此“绝对不会伤人”,也不会引发邻里纠纷和社会矛盾———事实上,狗毕竟只是狗,在没有注射疫苗的情况下,不管对于谁,都将是一种威胁,狂犬病只要一发病,死亡率高达100%。
在这种情况下,1995年,《武汉限制养犬规定》出台了,将7个中心城区列为限制养犬区,在这片区域内,禁止从事犬类交易、商业性养殖和举办犬类展览———狗患由此演变成了与公共安全的一场“对决”,如何养狗不再是“自己的事”。2002年,武汉市私人养狗量超过10万只,而按规定办证的仅2200只,狗患问题凸显。当年3月、12月,武汉警方就曾两次颁发“打狗令”,并开展枪杀野狗集中行动。5000多只野狗被枪杀后,狗患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控制。2005年11月,被称为武汉市首部“犬法”的《武汉市养犬管理条例》经省、市人大审议通过。但这一条例却被一些养狗人“漠视”。到今年10月25日,由于“主动来办证的市民实在太少”,武汉警方决定组建一支300人的“打狗队”,对未办证、不符合喂养条件的犬只以及流浪犬、病犬展开清理、留检工作。
对决已经不可避免。狗的生死,将直接决定于狗主人的心态。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的有关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狗的问题归根溯源是人的问题。狗本身绝对不是祸患,祸患源自狗主人对待狗的态度和行为。
办证之争
一切的焦点,都集中在了办证的问题上。
那么,为什么有那多的人养狗却不办狗证呢?在武昌东亭小区、机安新村、武重宿舍三个社区,记者随机采访了20位养狗人。许多不办证的人认为,给狗办证纯属走形式,办不办证没有什么区别,甚至还有人认为公安机关给办狗证只是为了收取费用。
“不知道”说———当记者问“为何不办理狗证”时,其中有2人回答:光听说养狗得办理狗证,但不知道究竟应该到哪里去办。
“随大流”说———家中养了一只两岁黄色博美犬的夏先生对记者说:“我家隔壁邻居养了3条狗,没办一个狗证,我为什么要去办?”在记者调查中,包括夏先生在内的7人持相同的“随大流”想法。
“怕花钱”说———有11人告诉记者,他们未办理狗证的主要原因是“怕花钱”。武重宿舍一裴姓爹爹说:“我的两条狗都是儿女没时间养丢给我的,我舍不得送人就自己养着做个伴,可是我一个退休职工哪有那么多钱办证,儿女本来不想要这狗的,更不愿意出这钱。”武昌机安新村一对靠卖早点维持生计的毛姓夫妇则告诉记者,他们养了4条狗,都是捡的没人要的流浪狗。他们夫妇只靠卖早点为生,一条狗的证都办不起,4条更是不可能。
武汉市警方表示,按规定,单位饲养护卫犬:第一年每只犬800元;第二年每只犬400元。个人饲养观赏犬:第一年每只犬300元;第二年每只犬200元。盲人和肢体重残人养扶助犬,免缴管理服务费。“收取管理服务费也是经过反复论证的:一是收取管理服务费是限制养犬、增强养犬人责任意识、提高养犬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措施。二是养犬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向养犬人收取一定的管理服务费是应当的。市民中养犬的只占少数,将少部分人因养犬而增加的社会管理成本转嫁到全体市民是不公平的。”
为了方便市民办证,经与多家部门协调,从10月9日起,武汉警方在限养区设立了10个犬类集中办证点,推行“一站式”办证服务。办证市民只需携带个人有关证件及犬只到本辖区指定的集中办证点,即可集中办理申报、注射狂犬疫苗、植入电子芯片、缴费等手续。此外,武汉市政府投入60万的犬只留检所已经在黄陂滠口投入建设。届时可留检8000-1万只流浪犬。不愿意继续喂养犬只的市民也可以将犬送到该留检所。
培养公德心,才是根治之道
管好狗先要管好养狗人。
“很简单,人家踩上狗粪,往往不骂狗,而骂狗的主人。”武汉市传染病医院一名负责人说,“只有我们自重,才有可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没有不合格的狗,只有不合格的主人。除了极少数流浪狗外,大多数狗都是有主人的。因此,管理狗,可以也必须通过管理人来实现。培养市民公德心,才是狗患根本解决之道。”
武汉市疾控中心医师朱政纲也认为:江城狗患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养狗人的素质有待提高。
朱医师举出例证,法国巴黎养狗量是100万只,但每年狗伤人的次数不到1万次,该市连续10年狂犬病发病率都是零。武汉目前的养狗量远低于巴黎,可一年狗咬伤人的次数至少在2万次以上。“巴黎人养狗极负责任,把对狗进行防疫免疫视作天大的事,其次就是对狗进行严格管制,绝不让自己的狗伤害到他人。”
疾控中心主任医师周虹茹综合了武汉养狗一族的不良行为:一是不文明养狗,如按规定养狗要系狗链、在规定的时间遛狗,狗不允许上车、进饭店等,但违规现象在三镇随处可见;二是不注重环境卫生,随意放任狗在公共场所拉屎拉尿,污染环境;三是安全防范意识淡薄,把对狗的防疫免疫不当回事,认为可有可无;四是随意弃狗。
“‘狗患’的实质问题还是在于人。”武大社会学系教授周长城说:“除了加强依法依规管理,更重要的是,养狗人要树立公德意识,将对宠物的爱心推及他人,推及社会。”
武汉市也曾有过成功经验。
2004年,青山区一名女孩在青山区绿茵广场被一只流浪狗咬伤后狂犬病发作死亡。女孩是家中的独女,事情发生后,家属痛不欲生。因为咬伤女孩的是一条无主的流浪狗,家属索赔无主,将矛盾的焦点指向了当地政府。此事在青山当地也造成了强烈的影响。为了安抚死者家属,青山区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态度:由政府为这起事件“买单”,给与了死者家属一定的经济补偿。据透露,事后,当地政府下定决心治理狗患。社区民警、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社区群干深入到社区里宣传办理犬证。养犬者也非常配合,纷纷带着犬到公安机关主动办证,办证者在办证点前排起了长队。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薛澜向记者表示,我们必须考虑中国实际的国情,我国的人口密度可能与西方很多的大城市来比高得多,所以大家彼此之间的公共空间本来就很小,我们做一个什么事情,可能在国外不会影响到其他的邻里,可是在中国就不一样了。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有更强的公德心,更强的社会自我约束机制,这样使得大家都能够在一个比较和谐、安全、幸福的环境中发展。(来源:荆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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